對大部份大學而言，同志社團仍處於地下化，為什麼呢？同志諮詢熱線義工陳同學回答，交出社團名單給學校會使同志身分曝光，對同志壓力很大，也可能影響校內工讀機會。

【記者葉正玲整理�陳震霆攝影】聽見「同性戀」三個字，你腦海中最先浮起的念頭是什麼？是一大堆的問號，還是因為不了解，而隱隱覺得恐懼？同志的愛，在台灣是隱晦、私密、弱勢的，尤其是在新聞媒體的報導建構下，同志更被世人投以奇異的眼光。

我以三立電視台的一則報導為例，它的標題是「女同志公園約會，上演火辣舌吻」，以遠處偷拍的方式，觀察一對女同志在公園的親暱舉動，記者使用「女同志公然出沒」等歧視字眼，以驚悚樂為配樂，並解釋身材壯碩者為「T」，婀娜多姿者為「婆」，帶觀眾一起分析這對女同志。

在新聞的建構下，公園不只是公共空間，更是屬於異性戀男性的空間，女同志公然調情似乎顯得很「驚悚」，我認為，在這樣的新聞裡，同志空間明顯地受到壓迫。再者，其實女同志中的「T」、「婆」並不受限於身材外型，也沒有絕對的二分法，跟男同志的「0號」、「1號」一樣，都是媒體所賦予的刻板印象。

外界對同志的不尊重，我們從其他新聞事件也可了解，例如之前的「金甌女中髮禁事件」，學校規定女生頭髮不能短於十五公分，理由是「希望學生都能有淑女的樣子」，此事件造成同志團體的反彈、抗議，因為對女同志「T」而言，短髮具有性別象徵的意義，就像男生會剪短髮是相同的道理，但最後卻不了了之。

解嚴後，同志運動是所有社運中最晚開始的，從前的同志必須戴上牛皮紙袋，才能出現在鏡頭面前，十二年前同志聯盟成立後，開始慢慢走上街頭，不再是地下化的組織。2004年同志大遊行才剛落幕，全台兩千名同志齊聚台北，雖跟柏林兩百萬人的同志遊行差距甚大，但台灣同志運動已有顯著進步。

要了解同志的各種面向，我必須從同志運動發展史開始談起。十年前，台大正式成立第一個男同性戀學生社團，相當具有指標性，但對大部份大學而言，同志社團仍處於地下化，為什麼呢？同志諮詢熱線義工陳同學回答，交出社團名單給學校會使同志身分曝光，對同志壓力很大，也可能影響校內工讀機會。

約在民國86、87年時，我看到媒體上出現很多青少年同志跳樓的新聞，可見青少年同志有很大的壓力，感情受創時，不能告訴同學、父母，撥打生命線或張老師，得到的回答卻多是：「跟異性交往就不會那麼辛苦了。」這樣錯誤的認知造成許多悲劇，故我們在1998年成立「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」，提供同志或同志父母電話諮詢服務。

多年來，熱線接了無數通同志父母打來的諮詢電話，因為感受到他們的焦急和悲痛，我們在2003年出版《親愛的爸媽，我是同志》一書，在社會壓迫同性戀的同時，也同時壓迫著他們的父母，無論是媒體形塑出來充滿社會問題的同志形象，還是教育體制中對於同性戀被忽略的漠視，都讓父母們承受了說不出的苦，經由這本書，可讓父母更加了解自己的同志兒女。

一直以來，同志被貼上愛滋病高危險群、性行為氾濫、愛參加「轟趴」等標籤，其實根據統計，在國內愛滋病患者中，異性戀者的比例高於同性戀，義工阿延說：「幼稚園時我就喜歡上男生，因為聽說同性戀會得愛滋病，所以從小就擔心自己有一天會生病死去，後來發現根本就是媒體的誤導，同性戀不等於愛滋病。」

大多數同志在摸索的過程中總是很辛苦，義工陳同學現身說法表示，國中時就開始覺得自己有同志傾向，但書上對同性戀的定義卻是「對同性不間斷的性幻想」，讓他對同志的定位越來越模糊，直到跟一對龍鳳胎交往後，他發覺喜歡的是其中的弟弟，才確定了自己的同志身分。

義工許欣瑞談到，在他出櫃後，很多朋友就希望他能喜歡女生，但性向無法改變，就像叫異性戀者去喜歡同性是一樣的道理。許欣瑞又表示，其實，同志只是害怕外界異樣的眼光，如果能以正常的角度看待他們，那麼同志也不會覺得自己是「變態」了。

我常被問到，他們如何確定自己是同志？這個問題似乎隱含了「視同性戀為不正常」的態度，似乎從來沒有聽過「確定自己是異性戀嗎？」這種問題，因為社會認為喜歡異性是理所當然的，我認為，其實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一樣，性傾向只是人的一部份，這是在面對「是不是同志？」前該有的態度。